一起说话

  帽儿胡同通地安门大街的胡同口，军训后第一次和表演系同学聚会就是在这里。当时对周围还不很认识，记得开学时学校特地发了一张类似地图的东西，告诉我们学校周围的景点分布。那张图现在找不到了，不记得是不是印上了著名的华凯宾馆，多少男孩女孩在那里变成了男人女人。

  中午和一些人吃了顿午饭，吃的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家庭中男人应该担当的责任；一个人一旦组织了家庭就要担负起支撑整个家的重担，如果他享受着家庭的温馨却不维护，这个男人就是太差劲了。我不支持女权，因为我觉得社会赋予男人的责任理应比女人重，男人照顾女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做到最基础的一点，那么他还不如戴上胸罩去奶孩子。

  下午坐上车去安贞看望姥姥姥爷。他们是我最爱戴的老人，他们看到我很高兴。给他们看了大戏节的演出，虽然姥爷脑子糊涂了，我保不准他是不是还认得那个在舞台上活蹦乱跳的柴火棍是自己的外孙，他还是笑得很开心，像孩子一样。这时候我觉得我反而像一个大人了。

  终于回到了帽儿，把我最宝贝书和碟重新归类放好，象征性地抽几根得胜烟庆祝回来。院子里已经搭上了脚手架，大门外堆着砖块瓦砾，看样子已经开始拆了。我躺在床上看黑匣子的演出。这是我第一次安静的看我们那天表演的情况。对比起来，黑匣子的演出要比在九个剧场的演出要成熟很多。大概是因为心态问题。即使很多年后，九个剧场也许被淡忘，但黑匣子肯定会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相信每一个参与演出的人都一样，那时我们的初夜啊。

  很多烦心事，没办法静下心来看书，试表，37度5。可能是昨晚上开窗裸睡着夜风了。顶着头疼去了小宇的碟店。小宇在鼓楼东大街重新开店是三个月前的事情，因为价钱给得比较高，所以我一直没有向朋友们推荐那里。一进门发现当初在老店时经常光顾的一位大哥和他媳妇也在，于是我们一起聊天。那位大哥管我叫小老弟，他已经40了，体积比较宏伟，我真不知道该管他叫什么；叫大哥显得占人家便宜，人家大我20岁；叫叔叔显得他又不够份儿，所以一直避免和他称呼，但他一口一个小老弟还是叫得很亲切。我当初在店里工作时他就经常来，没想到时隔一年他还来，而且今天见面了。我们一见面第一句话都是“有日子没见啦”，大哥也是个北京人。谈起我的就业问题，外人还是不能体会写剧本的劳苦，都以为一集电视剧出来是很帅气的事情。我说我还是考研。

  考研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只是给自己一个度过一年时间的借口，这样心里比较好受一些。

  我怀念住在胡同里的日子，我怀念出门就能脚踏大地的充实，我怀念院子里半夜沙沙作响的树叶，我怀念对面的公共厕所，我怀念隔壁小学早上八点准时响起的广播体操。

  我怀念我的两个书柜，我怀念我的床，我怀念我的烟灰缸，我怀念我窗户上贴着的仨大美妞儿，我怀念墙上贴着的电影海报。

  我起床抽了根烟开始打扫北苑的房子。因为我决定在这里住最后一夜然后明天回到胡同。断断续续在北苑住了半个月，以我的懒散作风把这里弄得很民主。所以我要在离开以前把它打扫得像我来之前，甚至比我来之前更整洁。我属于那种想起来就心里放不住的人，心胸比较狭隘。事实上我比较喜欢一个人慢慢地做家务，虽然我比较不习惯做家务。慢慢腾腾地跪在地上擦了三个小时，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像一休。耳朵边听到这样的声音：一休，一休，一休。然后我说，休息休息一会儿。

  十二点起床，一点也不饿。最近又瘦了。侧着睡的时候会感觉胯骨咯着皮的疼。见过埃塞俄比亚难民么？我比他们白一点儿。

  我怀疑我的生活方式已经凝固在这栋巨大的建筑物里。当你习惯了一种程式化的生活，起初往往会一次而感到新奇和兴奋，但是很快就会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感觉到厌倦。比如：早上十点十一点左右会自然醒一次，然后看看手机，继续睡觉；睡到十二点，一点左右起床，抽烟，洗漱，开始背西欧戏剧史；接着背单词。背完单词大概三点，跑出去吃饭。饭馆是北苑对面的五方居，点的菜永远是干煸豆角（豆角要煸得干一点），两碗米饭，永远是打包带走，出来时要在报亭买一张《娱乐信报〉——其实我更想买《京华时报〉，但是每次都卖完；而《娱乐信报〉往往也只剩下一份——每天如此，持续了半个月。买完饭回去的时候，会在麦当劳门前的盗版碟摊停下。吃完饭，大概五点，会看会儿书，看到晚上八点，出去上网；上一个小时网，回来0开始看碟，要看特别恐怖或者特别商业那种，唧唧歪歪的文艺片看了恶心。看到半夜一两点，这时我的生物钟已经走了十二个小时。接着还要看书，不过通常情况下是看完第一幕就顺利睡着。

  一天就这么完了。

  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态度我冷静地接受了。我很渴望能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叫我出去吃饭，这样能够和朋友聚聚，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和家人以外的人说过话了。就算是妈妈，平常也只是打个电话，问问最近的生活情况，除此之外我只能自己跟自己说话。

  剩下的一年时间估摸着得有二分之一会这样度过。我真的他妈的相当期待。